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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方言解词]:毓璜

2020-08-09 05:56:37  来源:鑫达生活网  

  【前言】胶东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和人文类型,从太古代末期的四面环水的孤岛到后来的连陆半岛,从秦朝的胶东郡、西汉的胶东国到今日容涵三个现代城市——烟台、威海、青岛的富庶区域,历经元朝的海运、明朝的海防、清朝的开埠和今日的开放改革,岁月在这里积淀了许许多多承载历史的方言。方言的顽强滞留也许是人类学者的“幸运”,因为过往的时代及人物仿佛还活在今日,通过对方言的追溯,已逝的时代复活了,那些个人物也变得灵动起来,有筋骨,有血肉,有魂魄。现推出烟台山文苑的景芬解词系列,以供读者更好地理解胶东方言。

  例句:“毓璜”是对“玉皇”的除魅(disenchantment)。

  初中一年级,我和个别要好的同学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常常到毗邻烟台二中的毓璜顶,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更不用说像“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一时名士皆从其游”“吟风弄月”“观海听涛”那些楹联和匾额了。除了嬉戏游玩,也常躺在树丛里吟诵唐诗宋词之类,我们模仿京剧里丑角所操的京腔朗诵,特别有一首韦庄写的词:“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春日游》)不——能羞!”这最后一个“不——能羞!”原词没有,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因为非常吻合小丑念白的节律。朗诵完毕,便抚掌大笑,煞是开心。一回到教室,“放心”便被收回了,班主任和辅导员会严肃地指出这是“封建”的东西。其实语文课本里也有唐诗宋词,但多是寄情于山水,用当时的话说,是“没有阶级性”的;若寄情于男女,便有了“阶级”,便是封建。何况我还有“前科”,会唱《苏武牧羊》歌曲,不光我会唱,还教会了几个同学唱,内中有“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句,这是早就记入了班主任和辅导员的“账”的。那时的空气里已经可以隐隐嗅到“文革”的气味了。

  毓璜殿的门神一黑一白,根据我当时的知识,知道是尉迟敬德和秦叔宝,我读《说唐》时就对他二人充满敬仰,但塑像又是那般凶神恶煞,就由敬仰而生敬畏。他二人什么时候由人变成了神,什么时候由给地上的唐太宗把门升格为玉皇大帝的把门将军,我当时一无所知。小时候对玉皇大帝没有多少好感,这主要源自《西游记》的影响。孙悟空大闹天宫,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玉帝的“儒”制服不了孙悟空,便请了太上老君的“道”来帮忙,还不行,最后就由西天的“佛”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西游记》全书是崇佛的。我原本就对玉皇压制自由大为不满,他在玉皇庙里那庄严的面容,板板的,就像是放大了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我当时无忧无虑,不像成年人那样有那么多生活的艰难困苦需要向玉皇寄托和诉求。

  长成之后,在大学寒窗十载,从学士读到博士,算是懂得了些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比常人的知识要多,面对现今这乱纷纷的世界,眼睁睁看着生产力进步道高一尺,而道德沉沦却魔高一丈,真希望能回归少年时代的纯朴以及蒙昧,包括那时对门神的畏惧,对玉皇的不满,还有对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原始敌对和偏见,现今都成了美好的回忆。但是,正像严复解读老子时所说:“质之趋文,纯之入杂”,是“自然之势”,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还淳返朴之意,独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严复:《老子》评语)。现今,当我用胸中所掌握的文化回溯少年时代的乐园毓璜顶时,已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

  根据《毓璜顶记》和《重修毓璜顶记》等碑文记载,毓璜顶,原名“玉皇顶”,“以其有玉皇殿也,土人因而呼之,由来旧矣”。玉皇殿又称玉皇庙,“创诸元季,整自前明,讫乎国朝又重理焉”。有“清雅士”刘次垣者,称“西山之郁然中处,直超尘而绝俗,此固我村之重镇,实为菁华之气所钟毓”,托言“玉皇顶之命名也,其毋乃亵尊严乎”,于是借“同人咸集”之机,“即以玉皇之名更其文曰毓璜”,遂由原“土人”之呼一变而为“雅士”之称。

  毓,乃培育之意;璜,是弧形半璧玉石。假如没有今日高楼大厦之遮天蔽日,登毓璜极顶而远眺,烟台市的海岸线呈一弧形分割水、陆,两相辉映,恰似双璧,烟台这座城市就发育在芝罘湾的环抱里。而毓璜顶钟灵挺秀,疑有鬼斧神工,四方来客皆以游斯境为幸。览物之情,各有所异,或谓“人谋之藏”,或谓“神庥之庇”。诚如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君子”和“百姓”对地理山川以及社会生活的理解是不同的。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质朴,引申为真实的社会生活;文,是文辞,引申为对生活的文化反映。二者的互动有可能产生两个极端:“质胜文”,是生活的下作,降至饮食男女的动物性本能而至“野”,即朴鄙;“文胜质”,是“文”的抽象上升,达至僵硬的意识形态或典籍化,即“史”,反而挡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孔子所言,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两个过程。德国文豪歌德说:“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如果以他的话来解读孔子,由质而野,代表了绿色的社会生活的生动进程;由文而史,则是灰色的理论僵硬的凝固过程。孔子一生不走极端,不主张“胜”,而是倡中庸之道,多有“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之语,在他看来,“野”与“史”分别是两个极端,只有文、质彬彬,即“物相杂而适均”(朱熹:《论语集注》),方合中庸之道。如果达不到“彬彬”即适均状态,非要在“野”与“史”之间取其一,朱熹曾引用二程的弟子杨时的话说:“然则与其史也,宁野。”(同上)这是精彩之笔,因为生活是文化的“源头活水”,二程、朱熹及其后学的文化遗产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其生命力也在于此。当然孔子人格的崇高,在于他周游列国鼓吹和平的道德实践,这是其文其语的根本。

  山川之钟灵毓秀,常常被赋予文化的涵义,成为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众生活同时又改铸和丰富着文化。这里,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有“质胜文”的过程,平民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各种各样的神灵:禳灾避祸,祈天求雨,发财升迁,等等。特别是,这个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芸芸众生,世世代代以家族、宗亲、乡里、村社等生活单位为根基,各自依据不同的地理分布和文化传统,编织和传承着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偶像和神灵,又由质入野,弥漫着各式各样的迷信活动。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又有“文胜质”的过程,封建统治者以自己的意志冠山以“玉皇”之名,实则是地上的君权在天上的放大。玉皇也称玉帝、天帝,出乎人形又超乎人形,经泥塑木雕,便由文入史,成了君权至上的灰色理论和凝结在神殿之内的高高在上的神格象征,又借助居高临下的自然山势,对平民百姓有极强的威慑力,使他们匍匐在皇权的脚下,永做顺民,玉帝则高高在上,安享来自凡夫俗子的人间香火,一如地上的皇帝安享来自平民百姓的贡品。

  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十九世纪末,清人刘次垣以雅士之风,经“野”涉“史”,分别扬弃了朴鄙和僵化两个极端,叩“质”与“文”两端而竭焉,去“玉皇”而代之以“毓璜”,还山川以自然本色,这正是超越于庸众和皇权之上的一股清流,它也超越了正在孕育之中的烟台市民社会的直观,它代表着理性,与皇权和民意形成三元互动,自古及今,这个互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而造神、拜神活动沉渣泛起又浊浪滚滚的今天,重温发生在毓璜顶周遭的往事,人们透过香火缭绕的各种祭拜活动,似乎应该感悟到些什么。

  其实,“玉皇顶之命名”并未“亵尊严”,被称为五岳之尊的泰山,其主峰也称玉皇顶,海拔达1,545米,历代封禅祭祀活动,绵绵不绝。而唯我芝罘雅士,巧借“亵尊严”之名,而归“野”于“质”,还“史”以“文”,更以彬彬之举,以理性导引社会,而非亦惊亦咋,弄神弄鬼。“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泰山虽壮且伟,然君子之风,其在鲁东乎?

  今天,社会生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经济扩大了人生的机遇,也增加了命运的偶然性,人们面对捉摸不定的前途,又将精神的慰藉寄托于超人间的力量,乞灵于神祗。在这个意义上,玉皇又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激活了,延续了其在人间的香火。与之相应,有许多人包括烟台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要求恢复“历史原貌”,把“毓璜”再还原到“玉皇”。玉皇与毓璜,神性与理性,围绕这一地名的交相更替,也正反映了胶东文化变迁的过程。

  天变道亦变。如果退回去三十年,大众对文化一词的理解还仅限于表面,限于知识的水准、学历的高低以及各种文艺活动之类。现今,由于开放而致的国际交流,人们潜意识里已经扩展了文化的内涵,在用语上也基本同国际接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毓璜之命名,毓璜顶之所以具有烟台市地标意义,是因为有“仙”。这个“仙”不是神仙,而是烟台人民,是历史传统和文化,而这,不仅仅在于“罗道士鸠工于前”、“龚观察建阁于后”的建筑群,也不仅仅在于文人墨客题写的匾额碑文,更不仅仅在于庙宇之内供奉的各路神灵以及历代入住其内的道长高僧,而在于流动于毓璜顶周遭的大众生活和社会变迁:元朝的海运,明朝的海防,清朝的西风东渐,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当代文革与改革……,毓璜顶这看似小小的“半璧”,在她晖映的亭台楼阁和山川秀色背后,是数百年的风月人情和世事沧桑,是浓缩的胶东历史和社会文化。而历史与文化,是基于理性和向着未来的。

张景芬

  作者简介:

  张景芬,笔名景雰,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专攻中国哲学史和文化人类学。